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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分化”下的AI发展挑战

来源:《88蓝健康产业网》整理 类别:AI互联网 2026年08月04日 07: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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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AI可能带来的收入分配失衡问题,黄益平建议,构建系统性的政策组合拳,兼顾短期社会稳定与长期经济效率,实现技术红利的普惠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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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AI)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一些经济学者的警惕。刚刚过去的二季度,宏观经济“结构分化”的格局愈发明显——以AI、高端制造等为代表的新经济成了中国经济的主要增量,而以房地产、建筑业等为代表的旧经济成了拖累。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二季度我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际增长10.8%,而建筑业实际增速-4.1%,房地产业-0.2%,真正的“冰火两重天”。
从利润来看更是如此。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其中,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成为规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这主要源于AI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6年第二季度例会对国内经济形势的研判,在原有“供强需弱、外部冲击”两大挑战基础上,新增“结构分化”,经济运行压力由双重升级为三重。
中国金融40人论坛(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说,作为重大技术突破,AI正在改变宏观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一方面,重大技术进步能提高生产率,带来产业升级和产出增长,这是创造性的力量;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往往是破旧立新的,会改变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的底层力量,带来经济波动。
“如果经济波动问题无法处理好,其破坏性将非常强劲,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将大打折扣。”张斌说。
这位经济学者近日和团队一起发布了《AI宏观经济学》报告。在张斌看来,AI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需要看供给、需求、市场机制三个维度——AI如何改变供给,对生产率有何影响?AI对需求波动有何影响,是否将带来更大的内生经济波动压力?AI如何影响市场机制,能否让市场更有弹性、自发恢复供求平衡?
报告认为,AI有提高生产率的巨大潜力,但是需要经历前期巨大的互补性投资和普遍的组织结构与工作流程调整之后才能充分释放其增长潜力,AI在短中期带来的供给改善可能不会很明显。
相比而言,AI对需求端的改变更加突出,AI需要巨额、长期的重资本投资,由此难以避免库存周期、固定资产投资周期和金融市场放大器叠加作用下的需求大幅波动,这会带来相比过去更大的内生经济波动。
这样的波动需要小心应对。一个值得反思的案例是美国。在以电力和内燃机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高峰期,家用电器和电动设备、汽车和商业航空、商业广播及各种合成材料和药品快速普及,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然而恰恰是在这样历史上罕见的技术进步高发期,美国经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大萧条,经济出现了断崖式的持续负增长,社会民生严重倒退。大萧条背后有多种复杂原因,但重大技术突破加剧了经济波动的内生压力、失败的应对政策未能有效抑制过度经济波动是学界总结的最主要两点原因。
“经济长期发展好不好,不在于爬得多高、增长多快,而在于多少次和多深的程度掉在坑里。”张斌说,衰退的频率跟时间长度对经济增长影响巨大。
让经济学家更关注的是AI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报告发布当天,CF40成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展示了一张图。
那是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工人实际工资与人均产出的两条曲线。两条线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朝着截然相反的方向延伸。代表产出的那条线,一路昂扬向上;代表工人工资的那条,几乎纹丝不动。
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给这个阶段取了个名字——“恩格斯停顿”。1845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绘了曼彻斯特工人贫民窟的景象。
“工业革命发展了经济,工人状况却在相当长时间没有出现什么改变。”黄益平说,在工业革命发生后的前几十年,尽管生产力大幅提升,但广大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并未同步增长,直到19世纪中后期才逐步改善。
黄益平梳理了人类历史上三次工业革命给收入分配带来的影响,认为收入分配失衡将成为AI时代最突出的社会挑战之一。
他说,如果所有企业同步推进用工替代,宏观层面将出现用工收缩、居民收入下行与产品供给持续走高的结构性矛盾,形成供强需弱的失衡格局,甚至陷入“替代螺旋”,拖累宏观经济稳健运行。
张斌团队利用美联储分布式金融账户(DFA)数据进行的研究显示,美国家庭直接持有的股权财富在2019-2026年一季度间大致翻倍,从约29万亿美元升到约55万亿美元,而且快速扩张的阶段主要集中在2023年以后,也就是AI带动的股价上涨期。但是这一阶段增量财富的分配极不均衡,2022年年底到2026年一季度新增的约21万亿美元股权财富里,前10%家庭拿走了约88%(约18.5万亿美元),后50%只分到约1%——也就是说,AI创造的财富大多流向了富人,富人更富、穷人更穷了。
针对AI可能带来的收入分配失衡问题,黄益平建议,构建系统性的政策组合拳,兼顾短期社会稳定与长期经济效率,实现技术红利的普惠共享。
其中的重点是“就业优先”。他说,AI所引领的技术创新必然会对一些职业产生较大冲击,政策应当为失业者托底,帮助其平稳过渡,“起码让他们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不要让这种现象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同时强化平台经济与AI领域反垄断执法,建立针对纯替代型AI应用的伦理审查与限制机制。黄益平说,“也许技术替代人不可避免,但我们还是应该更加鼓励赋能劳动而不是替代劳动的技术创新。”
他还建议,为打破资本与技术对AI红利可能造成的垄断,可考虑探索对AI超额收益征收调节税;明晰数据产权归属,推动公共数据社会化共享;建立全民共享的AI红利分配基金。
显而易见,人类正站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入口。没有人能确定历史上的“恩格斯停顿”是否会再次到来,所幸,我们已经开始正视这一命题。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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