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没有公募权又不接受冠名赞助的绿色江河来说，除去从地方基金会获得募款，过去公益支出有一部分还要依靠杨欣一本一本义卖自己的著作。不过，去年发起网络众筹项目在一个月内筹得14万元，让他意识到“互联网+公益”可能释放出新的公益量能。(7月6日《中国经济周刊》)

　　互联网公益时代的到来，来得仓促，恐怕让很多人都反应不过来。对此，有些人士在担心互联网公益的钱来得容易，去向会不会缺乏透明。列子当然有，比如前段时间的“众筹救女后晒出国游” “开奔驰募捐”等等。但笔者却认为，这样的例子也恰恰反应了网络慈善的自我净化功能，由于网络的公开、透明、分享的属性，导致了互联网公益必将置于千千万万人的眼睛底下，在这样的语境下，网络骗捐、善款的去向很难不透明。

　　在笔者看来，认为互联网公益“人傻钱多”是不公允的。现实之一，互联网公益一定会是将来民间慈善的主流方式。国内最稀缺的公益资源其实并不是善款本身，而是公募资质。换句话说，我国多数的NGO组织没有募款资格，老百姓向给这些组织捐款，在线下都十分困难，而互联网公益中，NGO组织与公益平台合作很大程度化解了这一难题，其自然也就受公众欢迎。2014年，支付宝E公益、新浪微公益、腾讯公益三大在线捐赠平台和淘宝公益网店共募集善款4.28亿元，相比2013年增长42.6%，呈现大幅度增长的趋势，就是说明。

　　现实二，我国的互联网公益虽然发展极快，但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在美国的慈善捐款结构中，10%捐款来自企业，5%来自大型基金会，85%来自民众，而中国每年的捐助大约75%来自国外，15%来自中国富人，仅有10%来自平民百姓。这就是说，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互联网+”解决方案，为新式慈善提供了高效便捷、互动性强、透明度高的技术条件，但人们从事慈善的热情仍然不够。

　　多年前的日本的海啸，让国人见证了日本社会强大的互助能力。而社会功能的完善，必然建立在公众互助的基础上的。而互联网+公益做的就是这个事情。比如，留守儿童需要社会关注，阿里巴巴便启动了“互联网+乡村公益教育计划” 关爱留守儿童项目，积极引导社会爱心的流向;再比如，为了提倡微爱心，培养人们慈善的行为，壹基金与支付宝共推“钱包里的公益”，每天一块钱，点滴爱心却汇成了社会洪流。再比如，“乡村支教计划”支付宝E公益筹款平台的开通，引导人们关注乡村教师这一群体。专注于关爱抗战老兵领域的龙越慈善基金会去年募资总额达到了4950万元，在腾讯平台上线后，网络善款超过了1000万元。这些都是在助理完善社会的互助功能。

　　社会因为互助而强大，民族向心力因为慈善而凝聚。2011年，壹基金的公众捐赠占到全部捐赠金额的50%左右，2014年壹基金公众捐赠首次达到全部筹款额的72%，2015年公众捐赠占比也超过7成。近两年来，每年都有上亿人次通过互联网向壹基金捐款。上亿人因为互联网公益而觉醒。从而看到的是，互联网公益意义的重大。由此来说，少唱衰互联网公益，多通过制度和舆论给予互联网公益更大的发展空间是多么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