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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柳传志:“大”企业家的社会抉择

来源: 互联网 类别:行业资讯 2013年07月25日 12:07:00

柳传志的“在商言商”论之后,另一位企业领袖又被推到了风口浪尖。这次是本就充满争议的马云。

似乎是为了验证柳传志观点的正确性,马云对《南华早报》记者的言论,引发了一场持续多日的口诛笔伐,致其公众形象再次下降。

看到这则新闻之后,我马上想到了某年西湖边,我与杭州一位企业家的对话。那一次,我原定的话题是“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他说这个话题没什么可讨论的,从改革开放开始,就是“政府吃肉,民企喝汤”,当下民企的窘境不是什么新鲜事。所以,我们很快跳过“在商言商”,谈的全部是政治。

这位企业家拥有不下一间上市公司,且正处当打之年,但近年来多在游山玩水,喝茶念经,有点不务正业。我说怎么不加把劲把企业做大点呢?好像中国的民营企业做到10个亿销售额就到了天花板。

他的回答我印象深刻,“做那么大干嘛,又辛苦,又危险”。然后就很自然聊到同在杭州的马云,“他那么累,有什么意思呢?”

想想也确实是这么回事。民营企业处于完全竞争市场环境,即便杀出一条血路出来,回头望去,这个市场也已从蓝海染成红海。如果想更进一步,必须往上游走,但这些年向往上游的企业家,基本都没什么好下场。

马云由电商而做大支付宝,进而趟进金融业的浑水,其危险性不言而喻。和上述企业家对话之后几个月,马云表态说,支付宝随时可以献给国家,听到这个消息,我只能会心一笑。在国家面前,企业家如马云、柳传志们除了俯首帖耳,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马化腾的微信再牛,遇到运营商的反弹也不得不谦卑以对。

不过,公众不会这么看。首先,柳、马这样的人,恐怕都是有原罪的;其次,所谓的在商言商,是根本不可能的。柳做过党代表、人大代表;马云虽不参政议政,但进入政策密集型行业,政治会追着你。再者,你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应该说,这二位的表现,比我那个“逍遥派”的朋友好。据说重庆事件后,柳曾经接受内参采访,批评重庆。其后来在《财经》杂志上的发言,也并非只有“企业家软弱”,而是强烈批评重庆模式,公开支持政改。而马云大力支持壹基金发展,且自身的社会责任体系在国内领先,对公益事业出力颇多。

只不过,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历史走到2013年,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对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市场层面,柳、马二人的成功,是踩到了90年代的计算机热和21世纪初的互联网热,这在当时都是新兴产业,管制相对较少,二人才能脱颖而出。同一时期的传统行业,利益早已固化,没了活力。可如今,互联网也有这个趋势。

这些年,中国网站在Alexa的整体排名,是在逐年下降,这个行业的活力也在降低。移动互联网热了这么多年,也不见有什么新贵,门槛在那了。说新人不努力不优秀恐怕不客观,而是巨头已经站好位了,也不复野蛮生长的自由空间——光一个ICP备案就足够说明问题了。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马云在支付宝问题上对VIE的表态,让业界哗然。

而在社会层面,企业家永远都是改良派,这是天经地义的。但社会转型是否会有动荡,完全不以企业家的意志为转移。今天的体制,对已经上船的大企业家是很有利的,一个和柳、马同级别的企业家就很赞赏中国模式。问题在于,体制对大企业家有利,对草根却未必。

当下的中国已经充满怨气。苦逼的屌丝为你们创造利润,贡献身家,在一些场合,自然希望你也能为民立言,多少约束一下权力。结果呢,柳传志来了一个“在商言商”,马云更是打了一个拙劣的比喻。二者看起来,都是一副既得利益者的嘴脸。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企业家要养活自己企业的一大帮人,不可能发表尖锐言论,为企业带来危险。换句话说,他们直言不讳的机会成本是最高的。但反过来想,如果社会发生动荡,财富重新洗牌,他们的利益受损也是最大的,哪怕你今天有几亿用户。

除了市场和社会因素,社会的价值观也在变化。十年前,你可以闷声发大财,十年后,淘宝一代信奉的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十年前,你们是中国的创富英雄,靠个人奋斗成就了自己的“中国梦”;十年后,比尔盖茨、巴菲特都已经捐出了全部家产。

换句话说,公众对企业家的预期变了,尤其是你们处于公共舆论场的中心,一举一动都会被放大。你不可能依赖网络舆论塑造形象的同时,还可以无视他们的期待。这是鸵鸟心态,而且也不现实。

在我看来,企业家作为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关键一环,应该明白自己与这个社会是共生关系。当这个生态恶化时,他自己会是最终的受害者。明了此理,就应该重新评估自己的社会角色,至少有两个方向值得努力尝试。

第一是推动商业生态的良性进化,不谋求特权的帮助,对不公待遇发声,推动市场化进程,这本是应有之意。黑VIE之事是万万做不得的。

第二是推动社会生态的净化。在扶贫等问题上,柳、马是有积极尝试的。可是当下社会的溃败,已经不是靠扶贫能解决的,用自己的资源推动法治建设,恐怕才是急务。

说的再直白些,一个既得利益者想保护自己,是不可能不做出政治选择的。柳的“软弱论”、马的“献给国家论”,就是非常清晰的选择,也获得了相应的回报。但这样的选择,恐怕也只是权宜之计。

在这个民粹与权贵并举的时代,除了法治和民主,没有什么能真正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一周来连续的恶性事件足以说明,留给企业家的时间也不多了。想要获得内心的平和,靠打打太极拳,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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