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生态系统”这个词已经被老生常谈太多次以至于都变味儿了。但它确实刺激着每关注它的人的神经。在现实当中,它更多的是一个会扼杀创业者的环境,而非我们所说的“生态系统”。
按照维基百科的解释,“生态系统”的释义是:
在自然界的一定的空间内,生物与环境构成的统一政体,在这个统一整体中,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并在一定时期内处于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状态。
简而言之,生态系统就是多个独立存在个体共同居住的栖息地,而所有独立存在的个体能够生活得更好、更长、更幸福的前提在于这个栖息地的生态系统是否健康。
那么显而易见,对于大多数的创业家而言,硅谷就是当之无愧的“最健康的栖息地”了。丰富的文献(其中大多数是美国人著)分析了硅谷之所以具备创业成功优质环境的原因。其中的一些只解释了为什么现在的硅谷那么好,却忽略掉它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来的;还有一些仅仅回顾了一下硅谷的发展历史,但对硅谷的未来却没下定论,下面我们只列举一些:
《你选择的国防合同所能导致的结果》/《海湾地区温和的气候》/《斯坦福大学》/《科技成果》/《奖励失败的文化》/《优质税收和合法条件》。
关于硅谷,上述所有的作者都不约而同地得出了同一个结论:历史不会重演,硅谷只有一个。
三要素
我们的模型相对比较简单,它主要基于创业生态系统的三个要素。它们分别是:
资本——按照定义,一旦资金和相关基础设施(包括有形资产的资金)确实,创业活动就无法继续开展;
专利——这是企业不断推陈出新的基础,且这个要素的获得需要工程师、开发人员、设计师、销售人员等等等相关人士的共同努力;
创新精神——这是一种乐于挑战现状的精神。但是如果创业家想要挑战刻板教条,他们完全可以在一个规模较大的、制度相对较完善的、且可以获得较高报酬和更多资源的公司里做创新。
这三个要素在每个国家中都不同比例地存在着。但最重要不是他们到底存在于哪里,而是它们彼此渗透的程度决定了创业经济模式发展的程度。也就是说,我们的疑惑在于:“资本”、“专利”以及“创新精神”这三个要素到底是否可以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共著大事?
七种组合
上述三个要素间不同的组合方式,可以导向不同的经济模式。接下来我们来谈谈七种可能的结合方式:
只有资本=寻租经济
寻租经济模式主要存在于,比如像波斯湾,或者拥有巴拿马运河和埃及金字塔这样设施的地方。这种模式主要特点是将房地产行业、自然资源行业以及公共事业牢牢地控制在寻租者的手中。在这样的经济模式当中,不但专利不被奖励,甚至有时候创新精神还会遭到镇压。在民主国家中,寻租者主要通过律师游说政府或者起诉创新家这两种方式来寻求租金。
资本+专利=效率经济
当创新精神缺位,而资本和专利却相遇了的情况下,创新行为往往只会集中在那些制度相对完善的公司当中。而这些公司往往也只有两个目标,即升级产品和提高业务效率。正如《创新者的窘境》的作者,哈佛商学院教授Clayton Christensen指出的那样,这种经济模式中的“创新”十分恐惧失业和资本流失(创新+资本≠大量就业机会)。因为自由资本被投资在像上文中提到的寻租经济模式这样的地方当中。综上,美国华平投资集团总经理兼高级顾问、剑桥大学经济学客座讲师William Janeway指出,效率经济是创新的敌人——但是它无法根治,而硅谷式的创新就从没在它身上费过功夫。
只有专利=承包商经济
这种经模式解释起来非常简单,就是如果一家创业公司已经拥有很多的技术人员、工程师了,但是资本投入较少以及缺乏创新精神,那么,它能够创造价值的最好方式只能通过向外国公司贩卖他们的专利技术。这是印度一直以来的做法,即向发达国家的客户推销它的专利技术。这种经济模式的特点是利润很小(成本频繁增加+非可扩张的商业模式),因此对经济发展没有太大的贡献。
专利+创新精神=操场经济
为什么要用操场来比喻这种经济模式呢?因为在这种经济模式当中,人们都是不知以何种方式实现盈利的初期创业者。举个具体的例子。每年我都会回到我曾经就读过的布列塔尼亚工程学校,而每当我回到那里时,人们都会给我描述很多创业项目——科研类的、商业类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可是当我离开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听到过这些项目的消息了。当我第二年再次回到学校的时候,曾经那些关于创业的声音全部都销声匿迹了。
仅仅是小规模实验性的创新想法,没有资金的支持,终是会随着时间而消亡的。这就有点像Larry Page和Sergey Brin共同发明、并在斯坦福大学测试了的PageRank算法(网页排名算法:一个高等级的页面可以使其他低等级页面的等级提升)。无疑,它是成功的,但是当他们想进一步把这个算法运用到现实生活中的时候,银行拒绝了他们的贷款。事实就是,操场经济模式主要存在于学术界的研究当中,而当这项可行的研究想要付诸实践的时候,首先就要面临法律法规的禁止以及资金的缺位,从而导致无法践行。确实,操场经济模式是创造出了一些价值,然而它的主要资金来自于政府的研究资助和SMB补贴,想要发挥大的作用,目前看来还很难。
创新精神=自给经济
很难想象,当一个创业公司既没有专利也没有资金只有创新精神的时候,还可以继续创业。但事实上,他们确实找到了只属于他自己的方式,即通过政治运动、社会运动、艺术创作或者犯罪来实现收益。比如下列我要提到的这些看似对建立一个商业帝国并没有什么帮助的职业——柏林的边缘艺术家他孕育了伟大的艺术、阿雷格里港的社会活动家他促进了社会和政治的变革,以及英国的小混混也做了许多坏事激起了许多人的愤怒——他们都是自给经济模式的典型代表。
这种只具有创新精神的经济模式多发于不发达国家与地区,他们的共通点正在于资本和专利的缺失。由于教育尚未普及、资金还全部来自于高高在上的“贵族”阶层,那些创业者只能被“剩下来”。慈善组织也试图帮助这些创业者走出资金匮乏和技术缺失的乱局,从已经一团糟的经济中提取出剩余价值来。
然而事实上,在这样的经济面前还能获得盈利的只能是寻租商人和非法组织。是的,这种经济模式下是存在大量的资金的,但它都被独裁者和投机贩子瓜分,并不能被投入到创业公司当中。那么,究竟谁能够担当这种经济模式中的“创新者”身份呢?无外有二,一种是艺术家,另一种是政治活动家。前者可以去往国外,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光彩,而后者则可以通过接连不断的活动最终引发政治革命。另外,自给经济模式不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这种看似没有什么可反叛的地方,仍然能够看到他的身影。
创新精神+资本=金融经济
与人们的预期相反,金融是创新精神最易产生的行业之一。从几十年来的金融发展史可以看出,金融经济模式是如何一步一步蚕食着原有的制度,进而赢得管制更宽松的金融市场的。就算没有专业知识,你仍然可以运用创新精神和现有资本来启动一个公司。事实上,大多数的金融从业者都是反叛的创新者,因为他们出身卑微,他们拼了命地向从最底层的自给经济模式中逃开,他们期望通过抓住金融中的价值,创造大量的财富。但是金融业本身并不是包容的,因为它最核心的资源还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而也正是它的复杂性使得金融这种经济模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请记住,少数人的富足并不会使经济变得繁荣。
资本+专利+创新精神=创业经济
硅谷是创业经济模式的最佳代表。其资本最初是来自于国防部的,后来逐步转变成风险投资基金,现在的话更多是从投资者手中得来。由于自20世纪40年代起微软的强大魅力,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到这种创业经济模式当中来。不得不说,本身加利福尼亚州的创新精神就十分普及——从第一家摩托车俱乐部建立起,艺术家、嬉皮士、学生领袖,飞叶子er,LGBT,以及IT从业统统聚集在这里。而硅谷,不过是这种文化效应下的副产品而已。
虽然我们一步一步地发展着,然而,创业经济模式就真的好么?为创业者提供一个健康的创业环境就那么重要么?是否寻租和加强创新效率是我们所要追求的?这些统统都是我们所要面对的棘手问题。
在经济转型期,创业经济模式比其他经济模式创造出了更高的价值,且分布更广泛:在硅谷,这里有大型高科公司的总部、身价很高的企业家、成千上万的高薪工程师、以及设计师和经理人,而相邻经济提供了本地的基础设施与服务,更为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们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不断增长的税收也未公共服务的建设添砖加瓦。就以上情况而言,硅谷可能是最接近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Edmund Phelps所说的“大规模繁荣”的地方:
繁荣的实现在于创意与人才运用的成功与否。为了实现繁荣,人们必须要抓住世界的挑战与机遇。而经济的获利与商业生活经验是我们幸福的核心。
但是,硅谷也有弱点。和美国其他地方一样,其房地产市场受限于其有限的社会安全网络。可是,当我们看到其他地区和其他经济模式中的创业公司可以茁壮成长的时候,我们的成长速度与质量就不应该有所打折。
系统中的“熵”
一个地区从一种经济模式转变成另外一种经济模式,这个过程是十分有趣的。而在这个过程中系统是存在很多的“熵”的:试想一下,如果成功的创业家是不存在的,那么创业经济就有可能转变成其他的经济模式。巴黎曾是二十世纪出现创业曙光的地方,我们必须了解移民对于支撑创业生态系统发展的重要性:一旦一个创业公司的第一代成员已经完整,那么吸纳外部人才,就是维持并促进这个创业生态系统成长的关键。
那么,在无序变量始终存在,“专利”、“资本”以及“反叛精神”你也只有其中两个,而这两个还慢慢地就只剩下一个的情况下,经济模式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我们假设了三种情况:
操场经济(技术+反叛精神)转变成自给经济(反叛精神)
一旦专有技术缺失,操场经济模式就会遭到破坏,进而退化成只具有反叛精神的自给经济。而这也是具有大量高科技技术但并没有将之转化成商业帝国的的苏维埃,在技术被以色列和美国超越了之后,之所以转变成资本主义俄罗斯的原因。从这一点来说,资金的来源只能是自然资源(因此寻租经济只能由寡头主导),直到价格下跌(许多人对自然经济都没报太大希望)。
操场经济(技术+反叛精神)转变成承包商经济(技术)
即使高级技术人员不离开操场经济模式所在国,但是由于这些高级技术人员厌倦了被困在“操场”之中,经营一些失败的项目,所以,他们自己成为了承包商。这也是为什么法国的创业者都想在法国建造下一个硅谷,但最终他们都成为了小型IT服务商或者Web代理的原因。这种模式下,他们支付成本之后的利润微薄,完全无法扩展公司规模。也就是说,这种类型的创业项目数量再多,也无法构成创业经济模式,他们只能发展成创新能力微弱的承包商经济模式。
金融经济(资本+反叛精神)转变成自给经济(反叛精神)
我们完全没法预料资本甚至会在某些情况下撤出一个国家。希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相信英国也吸取到2008年的教训了,而这,也可能是在危机之后,让其决心建立创业生态系统、发展创业经济的原因吧。
但一个地方同时拥有创业生态系统的两个及两个以上要素也还是不够的。而且问题在于,想将这几个要素糅合在一起是非常难的。甚至在许多情况下,它们还会排斥彼此。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打破它们之间的壁垒,会使得非创业公司具有更多的创新能力。确实,寻租经济、承包商经济,以及操场经济确实更容易形成,然而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地把这些因素整合糅杂在一起,努力向创新经济靠拢。
例如,你可以尝试把寻租经济模式转化成金融经济模式。目前,由于石油储备的减少,寻租经济模式受到打击,迪拜和阿布扎比正试图这么做。而开设巴黎大学的附属机构或使用卢浮宫品牌这样的举措,可能正是他们试图激发出创新精神和为将阿联酋发展成一个创业集聚地的目标而做出的努力。
创业者的关键作用
那么,从长远角度出发,想要克服无序变量以及创业生态系三因素难糅合的问题,就必须建立创业生态系统。而能够建立这个系统的正是创业者自己。AngelList创始人Babak Nivi将其定义为“拥有能够给顾客提供最好质量和最大规模服务的能力”,他们建立最具创意的公司,克服了上述所有的困难,最终,成为创业经济的支柱机构。
我们通过下面几个具体案例来具体认识。
首先是一个操场经济(计划经济)转变成创业经济的案例。《Startup Nation》一书向我们讲述在1980年代,在以色列,那些有激情有抱负的创业者们制造出一流的产品,但未能将其成功地推销给潜在用户的故事。他们并不缺少一流的技术(甚至在苏联解体后,以色列接收了前苏联很多一流的技术人员);他们也不缺反叛式创新精神(毕竟以色列是以厚颜无耻著名的)。但是这里没有资本——当时,以色列是计划经济体制。之后,以色列政府设计了以创业家为主的Yozma计划,以吸引美国的风险投资,并试图将当时以色列施行的计划经济转变成创业生态系统。而一切,从这个计划开始,全都发生了改变。
第二个案例是把金融经济转变成创业经济。这里我们就不得不说到伦敦了。伦敦转型,英国政府有一个非常简单易懂的逻辑,即他们认为既然伦敦是欧洲国家金融业的“首都”,那么理所当然地,它也应该成为欧洲国家创新科技的“首都”。FinTech模式下,创业家们受益于当时伦敦现有的资源(已经形成规模的金融经济模式和大量的资金),和在全欧盟范围内吸纳人才移民到伦敦来的移民政策。毕竟当时,伦敦已经拥有相当数量的资本和相当规模的反叛创新精神了(毕竟,英格兰是朋克运动的发源地啊)。而政府所需做的,也就是表明“创业者第一”的态度,以及去克服“技术赤字”的问题了。
最后一个是效率经济转变成创业经济的案例。这个案例发生在早期的硅谷。FairChild半导体公司——现代硅谷之母以及最先成功的个例,你知道它其实是东海岸的一家名为FairChild摄影器材公司的子公司么?Robert Noyce和Gordon Moore不满其母公司重视效率高于创新,故而决定离开,并开始创业Intel项目。正是他们这极具反叛精神的风格改变了当地的生态系统,并且催生了世界范围内发展速度最快的创业经济模式。
而上述的所有案例都在良性发展中。在以色列,政府正逐步减少他们的扶持力度,专有技术和创新精神的充分结合,吸引了国外的资本流入;在伦敦,得益于欧盟的一体化,英国资本可以购买到大量的专有技术。创新精神很难被点燃?一点儿也不,这仅仅取决于你到底敢不敢承担创业机构的风险而已。
“创业者共同创造出一个创业生态系统”,这句话可能听起来有些同义反复。可是我们必须要继续认真落实好这一点。在过去,主要是由政府或者大公司来建立创业生态系统。但无一例外的,它们全部都失败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和大企业通过制定一个有条理、有计划的政策来人为地建立创业经济模式。(在法国,Sophia-Antipolis就是通过后天的努力人为地创造了这样的经济模式的最好例证)。而这也正是你为什么必须依靠创业家以及必须激发他们雄心壮志的原因所在了。
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实证法则——Brad Feld曾正式发表的“巨石论文”:只有那些将长期远景和短期灵活性有效结合在一起的创业家们,才能够激发和促进创业经济的成长。换言之,就是如果你有什么想吃的,让创业家做给你吃。而当那些多种多样的元素混杂一起自己成为一个系统时,创业经济模式就通过企业家真正地建立起来了。
应当注意的是,当其他种类的经济模式没那么强时,创业经济会“起飞”得更容易些。但是当某地的某一经济模式已经最强了,那么,它就很难被打败了。就像你不可能在纽约干掉金融经济模式,但是在加利福尼亚,你可以通过与政府合作打败它一样。你要知道,即使是Michael Miken,在加利福尼亚州也不得不出台和推行高收益的债券。但是伦敦可能是一个例外,这个欧洲的金融心脏确实推行了彻底的金融创新——但是伦敦fintech模式的成功性还没有经过验证,更糟的是,因为金融行业是一个被高度管制的行业,所以它必须要始终积极确保政府的支持。
还有,现在每个人都喜欢被称为创业者,这个标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满足你的虚荣心。但是如果你缺乏雄心壮志,或者你不想创业,不想去建立一个属于你的商业帝国的话,那么你是无法成为一个创业家的。因此,仅仅是自称的“创业家”还远远不够。“有能力但是性格温和的编程师不是好黑客”。自我满足的资本家更愿意去寻租而不是风投创业公司。你真正需要的是那些被网景联合创始人、硅谷知名投资人Marc Andreessen称为有着“终结行业竞争,建立自己的商业帝国”野心的资本家。
不同国家的基准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当你了解了很多国家的经济模式之后,你会发现健康的创业生态系统中的经济模式要远远好于其他的。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让我们首先来看看美国。它的经济模式中含有的成分有:巨额的资本+大量的专利+1776年以来一直潜在的反叛精神。在石油、房地产以及公共事业领域,寻租经济确实是组成美国经济的一大部分。不过好在创业经济中的技术因素平衡了寻租经济对于美国的影响——尤其时对硅谷的影响。无疑,金融经济所占比例也很大(纽约、达拉斯和芝加哥),但是与硅谷相比,他们的比例都在萎缩。创业经济正在吸引大量的资本,甚至正在转变成为美国民主的政治力量。
然后再看以色列。以色列是一个很有趣的个案,因为它有一个严重的资本缺口。虽然前文中提到的Yozma计划对构建一个非常具有活力的本土创投生态系统很有帮助,可是在以色列的银行系统中,传统的小企业仍处于资本困境。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以色列主要将资金投注于创业企业身上,而不是传统意义的企业身上。这就直接导致了以色列的创业经济吸纳了大量的专利技术,并且消削弱了承包商经济的影响——与印度(或法国)的同行们不同,以色列的工程师们只为以色列的创业公司(或者那些收购了他们公司的美国公司)工作,而不是为国外的客户工作。
英国同样是一个很有趣的案例。简单地说,英国经济中充斥着大量的资本,其中以规模巨大的寻租经济(房地产行业为甚)和充满着活力的金融经济。由于专业技术的缺乏,所以英国想要建立创业经济模式是非常困难的。但是由于欧盟内的自由流通制度,目前英国已经克服了技术紧缺的难题,并且达成了从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那里获得支持的目标。而且,和其他发达国家相反,英国经常站在创新者这边而不是寻租者那边。
再来说说效率经济的天堂——德国。目前,包括从临近的东欧国家引进的技术,德国的专有技术数不胜数,可谓是“技术大国”。但是,由于德国银行的积极性问题和融资业务方面的传统问题,德国风险投资的规模一直很小。因此,专门技术被“困”于大公司中——都被用在了大公司内部的效率创新上。而正是由于这种效率创新,所以这些德国企业在业界往往处于遥遥领先的位置;但是这并不等同于创业创新。鉴于我在德国商界的工作经历,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在德国,没有反叛精神。因此,被限制的创业经济只能算是德国经济模式中的边缘模式。由于最终资本和技术都由老牌企业所掌控,所以德国的创业经济发展的希望仍旧十分渺茫。
那么最后,让我们来谈谈法国的状况。
法国的经济模式一直是一个谜一样的存在,而上述经济模式可以让我们对法国的弊端的来源有一个更清晰、更透彻的认识:为什么在法国同时拥有大量的资本、海量的技术和充分的反叛精神的情况下,建立创业生态系统还是这么难呢?
每一年,都有人离开传统企业开始自己的创业之旅。这足以说明我们拥有充足的技术支持——我们的工程学校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美国公司也纷纷在法国设立研发中心;同时,由于达到了风险投资的关键性指标,也有资金支持着高科技创业公司的发展,甚至有人说,那些有潜力的公司都准备在巴黎进行筹资。
然而,这些都行不通。为什么呢?简单地解释就是,在法国,“资本”、“专利”和“反叛精神”确实都存在,然而却没有人将他们整合起来——他们是独立存在的,甚至有时候会成为彼此的“敌人”。
而造成这样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法国确实有大量的资本,但是寻租经济规模过大(涵盖房地产、出租车、药剂师、律师、医生、手工业者、农民在内的各种职业),导致资本家认为他们没理由要冒着风险投资给创业公司。这些巨额的资金被捆绑在沉重的基础建设上(交通、能源、电信以及旅游等等),而寻租利益集团捕获到了这些资本,从而进一步限制了创新的发展。法国唯一具有反叛精神的,是那些与激进杠杆收购相关利益者做斗争的私人股本公司。而且即使法国现在还存着不少风险投资者,但是他们的资金大多是通过政府的Bpi金融得来的。
法国也拥有许多专门技术。但是它们大都归于效率经济或者承包商经济。法国确实有很优秀的工程师,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1)根据Gwendal Simon的解释,法国的工程师们并不关注技术的运行。在他们的学生生涯中,他们都是最优秀的学生,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是企业高管而不是技术开发人员。2)由于法国的福利很好,研究税收减免制度的实行使得工程师的工资大多是由政府补贴的(没错,在法国每个技术公司都愿意给技术人员发放补贴)。
这样一来,技术就业市场就像垄断组织形式Cartel:无论是效率经济、操场经济或是承包商经济模式中的哪一家公司,也无论他们是否创造了价值,他们都可以支付得起技术人员比较好的工资。而创业公司呢,因为没有资金,所以无法支付给技术人员相应的薪酬,也就没法获得优质的专业技术,发展之路何其艰难。
最后,我们来谈谈法国的反叛精神。很好笑的是,它具体表现在频繁的罢工运动和企业高管的衬衫被扯掉的事件当中。当企业家显露出一定的创新精神的时候,问题就会接踵而至——禁令、诉讼,甚至是牢狱之灾。接下来我要说到的这点应该被一再重申:无论在哪个国家,企业家都不应该被束缚在条条框框之中。但事实上,只有在一些特定的国家,如美国,创新精神、资本和专利的同盟才能够击破法团主义障碍,大展拳脚。但我们不能说法国没有反叛精神。在法国,反叛精神是被容许甚至支持的,但那不是在创业方面,而是在活动或者艺术创作方面。最终,创业家们仍然只能被限制在操场经济模式当中,苦苦挣扎。
那么,在建立生态系统上花费了这么多年的心血之后,我体会到,法国之所以无法建立创业经济模式的原因,主要在于“占用了大量可用资本的寻租经济”、“掠夺了大量专门技术的承包商经济”,以及“反叛精神的移位”这三个问题上。注意,这可不是一幅讽刺漫画,而是赤裸裸的真相:在旅游行业,我们是突尼斯;在房地产行业,我们是伦敦;在IT服务行业,我们是印度,在政治制度的颠覆方面,我们是希腊——我们是他们所有的集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