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山大学卓越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现任中山大学医院附属附属第三医院副院长，中山大学糖尿病研究所所长，中山大学临床研究中心副主任（CTC），学术道德委员会副主任；亚洲分子糖尿病研究会副主席，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学会内分泌学会主任委员，广东省糖尿病防治研究中心主任。

翁建平一直强调自己不是一个谦虚的人，但却一直感谢组织和单位，感谢中华医学会这个平台成就他现有的一切。

的确，在外人眼里，翁建平斩钉截铁、犀利风趣，在糖尿病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治糖”高手、学术大拿。在他风轻云淡的背后，积攒的却是令他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学术里程。

在国内，他最早开展2型糖尿病早期胰岛素强化治疗，牵头多中心临床试验证明其有效性，并在“医学圣地”《柳叶刀》上发布研究结果的精英学者之一；也较早开展特殊类型糖尿病和2型糖尿病易感基因及其功能学研究，并多次确诊我国单基因糖尿病患者，为开启崭新一页的“再世华佗”。

但是，这位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CDS）主任委员、中山大学医院附属附属第三医院副院长说，临床研究牵涉面广，尤其是循证医学时代，一个人再能干，如果离开了支持你的平台、信任你的机构，你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更不用说做成了。

“9.7%的发病率，逾9000万的患病人数，超过1亿的潜在人群”——这就是世界第一糖尿病大国中国当下的现实情况。

有人问翁建平，面对如此巨大的基数、如此迅猛的增速以及越来越严重的并发症和急剧上升的死亡人数，作为一名糖尿病医生，是挫败感更多还是成就感更多？翁建平略有深意的一笑，说道：“我认为这是个哲学问题。就像你吃苹果，每天先吃那个最大的，你的日子就是以大苹果为伴；如果每天吃最小的，那么你就永远都在啃小苹果。医学的整个体系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需要看到正向的、积极的一面。特别是糖尿病的治疗，不仅仅需要医生单方面的努力，还需要病人本人配合、家庭支持、社会提供各方面的服务。在我们的体系还不完善的前提下，作为医生埋怨是没有用的，只能立足自身，慢慢引导和促进体系的完善。”

作为一名科研精英，翁建平一直希望用学术的力量、科研的证据推动糖尿病学科积跬步、成千里，在疾病的病因、诊断、治疗方面探索出更多符合中国人临床需求的应用型成果。近两年来，翁建平一直在积极推进糖尿病领域的学术繁荣，由他发起的“年度中国十大糖尿病研究”等评选，在学界引起极大反响和广泛关注。

“尽管这些学术研究的临床影响和应用前景还需要等待较长时间才能展现出来，但值得我们期待。”翁建平说。

对话>>>

执牛耳：

享誉世界的科研成果

医药经济报：有关“2型糖尿病的胰岛素强化治疗”是在何种情况下开始展开研究的？

翁建平：国人对胰岛素一直有很多错误认识，比如认为其会产生依赖。很多“糖友”患病初期不愿意接受胰岛素治疗，对治疗效果产生了深远的不良影响。

其实，胰岛素还有抗炎、调脂、抗内质网应激的作用，除了降低血糖以外，还能激发人体正常胰岛素的功能，避免自身胰岛素分泌遭到不可逆的损伤。现在，国内95%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属于2型患者。每年国内新发的2型糖尿病患者估计在680万～780万之间，增速很快。如果能在早期正确引导其使用胰岛素，将是巨大的进步。

2000年前后，我们和全国糖尿病领域的同行一起，对2型糖尿病治疗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索。2003年，我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纪立农教授发现了胰岛素早期、短期强化使用胰岛素可以改善糖尿病人本身胰岛素的功能，并同时在《中国糖尿病杂志》上发表了相关论文。这在世界上是首个研究成果，这两篇论文影响极大，先后被评选为当年度“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国内学术论文”。

经过进一步的探索，2008年，我和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李光伟教授的研究论文同时发表在《柳叶刀》上。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多伦多大学Daniel J. Drucker教授撰写了评论：“中国翁建平教授等对早期2型糖尿病患者进行强化胰岛素治疗的研究证明2型糖尿病可以逆转，将对临床治疗策略制定产生重要影响。”

该论文至今已被全球同行引用近500次，并被多个学术机构和组织制定指南时采用，包括我们即将发布的《2013年版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

医药经济报：您在近期的“2013年度中国十大糖尿病研究”论坛上对《中国单基因糖尿病的研究现状与展望》有所解读，这对中国单基因病的研究有何现实意义？

翁建平：单基因糖尿病是由单一基因缺陷所引起，是病因最明确的糖尿病，容易误诊为1型或者2型糖尿病，有些病人用了几十年的胰岛素，最终才发现他是单基因病人，不需要用胰岛素。可见，明确的临床诊断可以帮助这些特殊类型的糖尿病人获益。我们研究的主要目的首先是让患者受益，其次也希望在科学上有所发现。

目前，中国缺乏有资质的平台，能够进行诊断和治疗的医院和平台集中在北、上、广等大城市。不过，通过现代手段，比如网络专家会诊与反馈，能够满足现有的需求。通过这些平台除了解决临床问题，还能把优生优育和科学研究都结合起来。

我国目前报道的病例数少，只是冰山之角。缺乏患病率、发病率数据，缺乏基因诊断和相关的功能研究；患者的构成比不明确，患病和诊断治疗情况、发病规律、致病基因等都无全国性的相关数据。近期，由CDS牵头、全国范围内各省/市具有代表性的33家医院参与的“单基因糖尿病全国登记项目”全面启动。旨在探讨中国人单基因糖尿病常见的致病基因突变，研究结果将用于指导临床治疗，并对发现突变的家系进行遗传学咨询，筛查出单基因糖尿病高风险个体，进行糖尿病防治的指导。

我们的目标是，为单基因糖尿病提供全国性数据资料，包括其构成比各型的患病率、致病基因情况；收集超过1000个遗传家系，并建立单基因糖尿病临床标本资源库；实现患者的个体化诊疗与遗传咨询；开展单基因糖尿病的科学研究。

忧现状：

中国还缺乏循证数据

医药经济报：据了解，今年即将出台的《2013年版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与最原有的版本相比，最大的亮点是加入了很多中国人的循证数据，比如与2型糖尿病胰岛素早期强化治疗的内容也被首次引用到指南，其中的重要意义在哪里？

翁建平：其实，这一次的指南是“中国的循征医学服务于中国人群”宗旨的集中体现。从早期的糖筛分析可以看到，20%左右的新发糖尿病患者是因为血糖过高，所以，血糖过高的人群最早使用胰岛素是有极大效果。相关研究的意义在于，这是立足于中国人群的研究，是可以真正意义上服务于中国人群。

近年来，糖尿病学科的本土研究越来越多，像纪立农教授主导的3B和3C研究，就分别回答了中国2型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血压、血脂、血糖的全国评估研究结果以及中国1型糖尿病患者的人群分布及数量、医疗开支以及疾病关护、管理情况，这些都是宏观层面的问题。有了这样数据，CDS在决策或者研究上，就可以考虑什么样的方案比较适合中国人群。

医药经济报：据悉，我国1型糖尿病的研究相对2型还比较少，近期您将在1型糖尿病方面主导哪些调查研究？

翁建平：确实有1型糖尿病的研究计划，中华医学会正在落实1型糖尿病的登记和临床工作，并得到了卫计委、医管局领导的大力支持，这不仅仅是CDS的一个项目。这次的登记工作是一次摸底，还不是临床研究，在层级上是国家的需要，由中华医学会负责执行。如果摸清楚了中国1型糖尿病的现状，比如患病人数、分布特点、发病特色、胰岛素使用情况等，是否需要一些特殊的治疗方式等，通过这样的“接地气”的摸底能够帮助病人回答和解决很实际的问题。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很高兴有机会执行这样的研究，也会和大家一起把这个事情做好，用学术的话来说，就是填补中国在这方面的空白。

重应用：

学术应为实践服务

医药经济报：这次的“中国十大糖尿病研究”评选的维度更注重哪些方面？您认为什么样的论文是好论文，是更偏重其影响因子的高低，还是偏重对临床的实际指导意义？

翁建平：我的观点是，临床医学不是以获取知识为最终目的，而是以应用这些知识成果为最终目的的学科服务，应该更重视实际影响或临床应用。

当下，评价一篇论文的好坏主要参考影响因子，影响因子越高论文的质量就越好。通常发表在高质量杂志上的论文，也意味着研究的创新性非常强，完成的质量非常高，它对这个领域有引领作用，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以此次评选为例，在评选维度上可能需要见仁见智了。CDS这样一个学术组织，其研究的主体和阅读对象都是临床医师，在我看来，评价标准应该偏向应用。只要在临床上能产生积极作用的都应该算是好论文。

作为临床医生，一定程度上要忽略发表体系里影响因子的高低之分。我的很多文章就发表在《中华糖尿病杂志》上，因为文字是我们自己的，读起来非常清晰，亲切感也比外语强。一言蔽之，要淡化影响因子，偏向临床应用。

医药经济报：本次评选新增了一定比例的网络投票，这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翁建平：这也是出于多维度的考虑，网络投票有更广泛的参与度。网络上投票的，一般是基层医生、年轻医生，他们更倾向于这篇文章对他个人能否产生直接的影响，毫无疑问，这可能是专家视角所看不到的。所以说，网络群体是关注糖尿病知识和进展的人，他们对知识的渴求、掌握、辨别都有独特的视角，也可以说是最关注实际应用的一群人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