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他是一名成功的科学家,但他的产品一度不被市场接受;说他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但他的公司曾经7年需要天使投资基金来维持。
说他是一名失败的科学家,但他仅仅用1个月时间发明了分辨SARS的分子诊断技术;说他是一名失败的企业家,但他的公司最后被世界排名第一的试剂公司相中,并高额收购。
目前,他加入了新成立的非赢利组织Hudson Alpha生物科技研究院,担任首席研究员。任职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同时作为权威人士在北京、上海、深圳致力于开发快速准确的食品安全检查方案。他开发出的测试方法被证明能检测8种经由食物传染的细菌。
韩健博士是个“苹果迷”,苹果笔记本电脑里面存放着IPHONE在美国上市的时候消费者排队购买的盛况,他不无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他的IPHONE和对于IT的热衷,仿佛一位比实际年龄小30岁、追求时尚的年轻人。也许正是由于对大众文化的兴趣,使得韩健对那些前沿而复杂的科学问题,总能够用一种相对深入浅出的词汇和方法来表达,以解释分子诊断领域的神秘故事。
父亲的遗愿让他沉浮商海
出身在医学世家的韩健博士认为对他影响最大的人就是自己的父亲——中国优生医学创始人韩安国。而今,韩安国在上世纪70年代发明的早孕产前测试方法在世界范围内仍被广泛应用。
在美国阿拉巴马州完成了临床分子遗传学学习的韩健获得了该专业的专业医师执照,这个执照在全美也只有200多人拥有。1994年,父亲过世后,其普及唐氏综合症产前检查的遗愿成了韩健心中的一个愿望。1996年,韩健博士开设了基因耐克(Genaco)公司,开发了唐氏综合症产前诊断技术,并且将市场锁定在中国。
对于一个长期专注于研究领域的人来说,市场,尤其是中国大市场令韩健有点“忙乱”,“有时候从美国飞到中国大陆西部只是为了指导医院的人怎么使用检测设备,当时网络没有那么发达,电话里面也说不清,更没有想到过在中国设立服务中心。来回机票比设备还贵!”回忆那4年,韩健将自己比喻为“科技雷锋”——为了理想和还未被重视的领域贡献自己。全球的遗传病市场只有200亿美金,中国只有1%的份额,当初选择做中国市场是看重其庞大的消费人群。但是由于不是强制检查项目,因此普及时有困难,而且越是产妇多的农村地区对新产品的接纳度越低,同时,韩健的美国公司的服务也不能覆盖到中国农村。
2000年,韩健将这项技术转让给了上海张江的一家生物公司,开始了液态芯片的研究,专注遗传病领域的地中海症。这也是韩健认为自己的企业在定位上不成功的主要原因:“不论是地中海疾病还是唐氏综合症都属于比较小的领域,发病率低。”从做研究的角度讲需要有不同的方法能够及早地诊断疾病,但是从做企业的角度来说,低发病率就意味着低销售量。
不过,就是在这一时期,韩健发现了tem-PCR分子诊断技术,为后来的“扬名天下”奠定了基础。tem-PCR分子诊断技术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可以快速而准确地从一份标本中同时检测到多项分子指标。而在此之前,分子测试通常只能研究单一的目标。tem-PCR分子诊断技术里程碑式的重要性丝毫没有被夸张,因为一个疾病症状的背后通常都有许多种不同的病因,明确诊断就需要对各种病因进行鉴别。而只分析单个指标的常规分子诊断是不能满足鉴别诊断的临床需求的。
医师在为病人提供治疗方案之前首先需要明确了解病人的病因,很多疾病的病症表现相同,其实内含的病因不同,所需要的治疗方式是不同的。需要取样在实验室培养出足够多的样本量在不同的诊断设备上检测,这往往会延误救治的最佳时机,或者医师只能凭经验而不是循证实施治疗,可能会出现不良后果。tem-PCR分子诊断技术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用一个样本同时将多种病因的指标设计在同一台设备上,一次检测,确诊病因,就像一台有多个画中画功能的电视机,可以让你在同一时间享受多个节目。
2003年的“非典”危机使韩健和他的技术受到了广泛关注。tem-PCR分子诊断技术使得分子鉴别诊断试验不仅可以发现SARS病毒,并且可以把SARS病毒从其它9种引起呼吸道感染的病原体中区分出来。“非典”之所以可怕是因为人们对病原体缺乏了解,有了分子鉴别诊断技术就可以迅速排除许多已知的细菌或病毒,从而使科学家更专注地研究新发传染病的可能。“4月21日香港的一位投资者建议我试一试,5月20日就将试剂盒送到了国内。”韩健认为SARS带给他和他的团队的是知名度,他们的这项技术已经运用到了美国从伊拉克归来士兵的结核病、多重耐药性疾病的检测,运用tem-PCR分子诊断技术只需要5个小时就可以得出结论,而此前需要2个月才能完成一个病例的确诊。
因在分子诊断学方面的专长,韩健曾受邀参加美国国会议员圆桌会议,听取关于禽流感防治工作预案。针对大范围流行的禽流感A、H5N1所造成的威胁,韩健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国家流感中心主任舒跃龙博士合作,以求应用相同的技术开发出一种可以识别包括H5N1在内的所有类型禽流感的测试方法。Tem-PCR分子诊断技术在2005年国内禽流感流行期间再次证明了它存在的价值。
基于韩健以及他的技术在“非典”危机中的出色表现,咨询公司Frost and Sullivan授予韩健和Genaco 2006年Frost and Sullivan技术创新及领导力年度奖——分子诊断领域“行业先锋”的荣誉称号。在颁奖仪式上,Frost and Sullivan对韩健的成功给予了高度评价:“确定未来市场需求的杰出才能”,并在实践中发展一种“自主创新的前沿技术”。
他总让天使投资者们快乐
韩健的创业获得了天使投资者们的持续注资,在10年时间内共有10位投资者注资4轮,总投资300多万美金。而能够获得这些对分子诊断技术并不了解的投资人的青睐与韩健的热心和热情分不开。
韩健成长的城市鞍山和他后来工作的伯明翰市是友好姐妹城市,1995年,他从报纸上获悉鞍山经常有代表团到美国参观交流,就主动向当地的商会表示愿意做志愿者担任翻译工作。在不断的接触中,其出色的表现和热心的态度给当地商会主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韩健决心建立公司完成父亲的遗愿时,商会主席为他组织了一次小型的聚会,邀请当地的10多位富豪参加。“当时连商业计划书怎么写也不知道,还好在图书馆找到了一个软件,就像填空一样把一些市场预计数据输入,打印了出来。”尽管计划书单薄,但他别出心裁地配上了一本书——《亚洲大趋势》,这本书的作者是曾以《大趋势》以及《2000年大趋势》闻名美国的约翰奈斯比(John Naisbitt)。“我只是要告诉他们,我们第一个产品的市场是中国,中国是亚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开放了的国家。”商会主席的保荐加上韩健本人别出心裁的推荐方式,使到会的人几乎都掏了钱包。
“一方面,对于他们来说这只是不多的小投入,另外一方面,在产品研究方面的不断成功也给予了他们信心。”每一次新的融资出现的时候,韩健告诉大家:“瞧,苹果已经熟了,可是你们得帮我买把梯子让我爬上去帮你们摘下来呀!”投资人此时就会哈哈大笑地“回敬”韩健:“那是不是我们帮你买了梯子你爬上去后,还要告诉我们再帮你买把剪刀呢?”
“我后来邀请了一位美国人担任公司的CEO,因为他比我了解市场,比我懂得经营。公司发展得很快。”韩健认为自己擅长的终究是研究,“内部的管理倒也不难,因为都是科研人员,都有创新的追求,氛围很好。”
2006年世界上最大的诊断制剂公司用4000万美金购买了基因耐克(Genaco)和tem-PCR分子诊断技术,这也让天使投资者们有了很不错的收益。“多次失败后,对什么是机会有更好的判断力。也对自己擅长什么有了更清楚的认识。”韩健依旧记得父亲曾经写信对自己说要戒躁。
全心研究看更远的未来
出售公司后,韩健一度也在兼并公司从事科学研究,但是最终选择退出:“很像最开始一样,擅长和专注的不一定有大市场,而没有大市场的方向是公司不重视的。”2007年9月,韩健离开基因耐克(Genaco),加入新成立的非赢利组织Hudson Alpha生物科技研究院担任首席研究员。
“每年可以通过申报项目以获得足够的研究资金,我可以全心全意地做研究,可以为兴趣而工作,资金、产业化和市场都有专门的团队经营,无需我操心。”韩健似乎找到了最适合他的位置。
目前,韩健正在关注个体化医疗领域。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以后,许多科学家把个体化医疗的期望寄托在根据群体的遗传特征开发新一代个体化药物上,而韩博则认为个体化医疗始于个体化的诊断。真正潜在的“个体化”在于提供快捷、可靠、有针对性的和经济上可行的诊断。个体化的治疗是可以通过准确的诊断和处方实现的。
个体化医疗可以通过更准确地使用旧药达到提高疗效、降低成本的作用,因此是解决全球普遍存在的医疗费用无限增长的有效方案之一,对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更有现实意义。在个体化诊断的初期,首先要对疾病对人体的“烙印”有所认识。韩健计划对早期感染与晚年慢性疾病建立庞大的随访和研究体系。
同时,他本人也非常关注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在整个医疗体制的价值链中,要有接纳和鼓励新技术的空间,如果诊断技术的准确性和速度能够不断提高,治疗费用就能更加可控。”
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以后,许多科学家把个体化医疗的期望寄托在根据群体的遗传特征开发新一代个体化药物上,而韩健则认为个体化医疗始于个体化的诊断。真正潜在的“个体化”在于提供快捷、可靠、有针对性的和经济上可行的诊断。个体化的治疗是可以通过准确的诊断和处方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