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社8月30日讯　为了救人，李连达主动向医院提出，要利用业余时间来研究中药注射剂。

　　没有实验设备，没有实验室，没有可供试验的动物……这一切都难不倒李连达。他四处找人，借来有关实验设备，然后骑着自行车买来几只兔子做试验。

　　医院里有人向领导打“小报告”，说李连达胆大妄为，居然敢杀兔子，而且还不止一只。还有人说，李连达这是在变相消灭中医，想要把中医药变成西医西药。

　　他的从业经历多次转向，从西医大夫到中医药专家，从儿科医生到药理学者。

　　他首先建立起“中药药效学评价标准及技术规范”，使我国中药研究与新药审评走上标准化、规范化及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

　　他与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共同领衔的“血瘀症与活血化瘀研究”，至今仍然是中医界唯一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成果。

　　针对社会热点事件，他敢讲真话勇于发言，尽管某些观点颇有争议。

　　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李连达。

　　医药世家

　　与世界最大的皇家园林颐和园比邻而建的这家大型综合性中医医院，路边几栋青灰色建筑分外显眼。

　　炎炎夏日，西苑医院新门诊楼前，挤满了全国各地慕名前来就诊的患者。

　　1956年，距该院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刚刚大学毕业、面带青涩的青年李连达走进这所医院的大门。没有人想到，他在这一待就是57年。

　　办公室内，除了一墙书架，几乎别无他物。在与记者的交谈中，李连达敞开胸怀，开始讲述自己的年少时光。

　　1934年，李连达诞生于一个医学世家，祖父是一名老中医，父母都是西医。

　　他之所以选择从医，与少年时父母的影响关系很大。

　　那时，医生的社会地位高，很受人尊重。少年李连达经常看到形形色色的病人前来就医。每当治好一个病人，父母都会特别高兴，“父母之间永恒的话题就是治病救人”。

　　包括李连达在内，李家的9个兄弟姐妹有7个学医。“所以我经常开玩笑，我们家这7个兄弟姐妹，再加上配偶、子女，大概够综合医院的编制了，各科都全了。”李连达笑言。

　　李连达坚信“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也许自己不是最优秀的，但一定要通过扎扎实实地学习，刻苦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1951年，李连达如愿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跨入了他向往已久的“神圣医学殿堂”。 “当时大学的录取率是16个人中取1个，比现在激烈多了。”

　　进入大学，李连达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当时在北京大学医学院有几位声望卓著的医学大师，学风都很严谨。

　　 “当时有一位马文昭教授，治学态度非常认真，都八十岁了，节假日也不休息，一定待在图书馆里。他总是盯着显微镜作研究，眼睫毛都不知道磨坏了多少台显微镜。”李连达跟记者讲起当年的求学故事。

　　有师如此，弟子也不敢懈怠。

　　不仅学习艰苦，李连达和同学还要面临被淘汰的压力：“一旦考试有两门不及格，就让直接走人。”

　　李连达坚持了下来，大五分科时，他选择了儿科，因为“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喜欢小孩子”。

　　从西医到中医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医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很不受重视。即便在医学院，很多同学也都不愿意从事中医工作。

　　在毕业分配时，学校征询学生意见，尽管学的是西医，但李连达还是表示自己愿意转向中医，“当时我觉得，只要能治病救人就可以，没想太多”。于是，他被分配到西苑医院，在儿科工作。

　　李连达所在的班级有150多人，毕业分配到中医院的只有4人，“最后还跑了两个，都干西医去了”。

　　工作期间，李连达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的“西医学习中医”，参加了脱产学习班，系统地学习中医知识，此后又拜老中医赵心波为师，在其指导下从事中医儿科研究工作。

　　赵心波对李连达的影响很深。有一次，他跟随赵老参加一名患儿的会诊，这名两岁的幼儿被确诊为腺病毒肺炎合并金黄色葡萄球菌败血症，高烧40摄氏度，已持续四周，几乎请遍了专家会诊，用遍了各种中西药，病情仍然没有好转。

　　在赵心波的细心诊治下，采用甘寒清热的中医治疗法，用药两日便见体温下降，一周正常，很快痊愈出院。这件事情让李连达意识到，在某些方面，中医能够做到西医做不到的事情。

　　李连达的儿科大夫生涯持续了17年，已成为主治大夫的他，在国内中医儿科学界小有名气。但他决定，要从临床转到基础研究，多年临床实践使他意识到，仅有临床研究是不够的。“临床可以证实中医是否有效，但较难说明为什么有效；可以积累丰富的临床经验，但较难上升到现代科学水平，走向世界。因此，中医临床研究应该密切配合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

　　李连达转行的另一个原因是：“有些小孩的病情危重多变，发展非常快，不给抢救时间，有时候几十分钟就不行了。”

　　当时正值全国麻疹大流行，因为没有疫苗，几乎每个孩子都要染病。加之腺病毒肺炎同时大规模暴发，麻疹合并腺病毒肺炎，死亡率最高时曾高达30%。

　　看到这些情况，李连达想要研发一种速效、强效的注射剂，能够保护患者的心血管，防止小孩出现急性循环衰竭。他解释道：“当时有这样的中药，但问题是要熬成汤药，病人来了现开方子、现抓药、再熬汤，药还没有熬好，孩子就没了。而且就算提前准备好，孩子也根本不吃，灌也灌不进去。”

　　身为临床大夫，李连达白天的工作十分繁忙。但为了救人，他主动向医院提出，要利用业余时间来研究中药注射剂。“那时候没有科研经费，我提出用自己的工资，不要医院出钱。”

　　没有实验设备，没有实验室，没有可供试验的动物……这一切都难不倒李连达。他四处找人，借来有关实验设备，然后骑着自行车买来几只兔子做试验。

　　李连达的试验开始了，但上世纪50年代的特殊氛围给他造成了很大困扰。医院里有人向领导打“小报告”，说李连达胆大妄为，居然敢杀兔子，而且还不止一只。还有人说，李连达这是在变相消灭中医，想要把中医药变成西医西药。

　　 “不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干，觉得我是瞎胡闹。”李连达说，当时的领导下命令封了实验室，“还挨了一顿批。”